前言：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读书时有幸在爸爸所在单位看到1981年第二期《十月》杂志中见到了《初恋的回声》这篇小说，作者那细腻的人物刻划，跌荡起伏的故事情节，缭绕心魂的爱情悲剧令我心酸落泪。受此篇文章的影响我也有了我的初恋，可惜的是也和周冰一样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你的幸福。”，尊重她的选择令我失去了我的初恋，令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抱憾不已。近日在网上重新搜索到这部不朽杰作，赶紧收藏于我的网站。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初恋，只要合得来就不要再错过了。本文作者一生坎坷，英年早逝，据称尚有一部长篇未能出稿。令人心酸。在此向文章作者余易木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余易木的简介（魏心宏语）：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余易木的作品，让我感到十分惊喜。余易木我认识。我最早认识他，是我到青海去组稿，由青海作家协会的同志介绍给我认识的。我那时候已经看过余易木在《十月》上发表的小说《初恋的回声》，对那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只是不知道这个作者是哪里的。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去青海是哪一年了，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期。我那次去是因为青海还有一位作家海风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我需要去和作家交换修改稿子的意见。到了青海我才知道海风原来是一个右派，和我还是北大的校友。打成右派之前是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而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就被发配到青海，在度尽劫波之后，他那时候已经被调到青海西宁市的一所中学人历史教师，情况已经是他成为右派之后最好的了。我到达青海的消息，对海风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我之后就和海风关在屋子里谈了好几天的意见，海风把我的意见详细记录之后，就等我回上海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修改。
　　有一天我从海风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宁宾馆的时候，在宾馆的大门口看到一个类似乞丐的人半躺在宾馆的门口，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人是找我的。我很惊讶我并不认识他，可他开口就说：我叫余易木。他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并且是用上海话说的，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就是这样认识余易木的。
　　后来我了解到，余易木，上海人，年轻时代曾经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读书，精通法语，英语也会一点。年轻的时候，因为赞赏胡风的观点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就在学校期间，被无情地通知，让他到青海去。余易木并不知道青海是怎么回事，就带着自己唯一的宝贝，一部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原版小说《红与黑》上路了。等他到了青海才知道，他是被发配来了，当时青海的条件差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即使在我很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青海西宁的条件依然是很差的。余易木到了青海之后，几乎什么苦差使都干过，最后好像是在一家农业机具修理厂工作。余易木一直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生活以混为主，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人的样子，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头发很长，很瘦，很高，但说话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当了几十年的右派还是没有改造过来。也正因为如此，青海当地的很多人似乎还是都有点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显得与人格格不入。
　　看到我是上海来的，尤其是我们之间可以用上海话来交谈，让余易木一下子就对我解除了戒心。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我立即带他到了餐厅，要了很多饭菜，余易木一见饭菜，顿时胃口大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久没吃饭了。他也根本顾不上和我客套了，就立即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工夫，一桌饭菜被他狼吞虎咽下去，我看着他那酒饱饭足的样子，想象他平时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太无法理解甚至想象了。余易木后来和我说了他的生活以及写作《初恋的回声》的经过，大致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可以说几乎就没什么经过的恋爱，那个故事当中的女性给他持久的印象，甚至可以说给了他即使在那样艰苦和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看余易木这个样子，干脆就把他请到我的房间，让他赶紧把那稀脏的衣服脱下来，洗个热水澡，我找了件我自己的衬衣让他换上，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我很想带他去理发店理个发，但是，他执意不肯，他说，浪费那个时间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好好谈谈文学。
　　之后，余易木就和我大谈起他所热爱的法国文学。他几乎熟悉全部的法国作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他对巴尔扎克评价并不高，但他喜欢大仲马，喜欢司汤达。我听得出来，他的文学底子很好迷是个眼光不俗的人。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后来一直到我留他在宾馆住，他才慌忙说影响我了，才告辞。
　　过了几天，余易木跑来找我，非要我到他家去吃一次饭。我说不用了，但是他非坚持。我只好去了。我没有想到他住的房子会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睡觉的床上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还有一张很小的桌子。我们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吃饭。所谓吃饭，其实就是他烧的一只鸡，所有的锅碗以及油盐都是向邻居借的，一个大锅子里，一只鸡。那顿饭，让我吃着心里也难过。和我同去的青海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都说，你怎么这样生活呢？余易木两手一摊，这么生活，怎么了？似乎还有点嫌人家大惊小怪的意思。
　　就在我们吃了饭之后一会，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协的同志都说，好险啊！
　　相隔十年之后，我再次去青海，我听说余易木已经结婚了。我感到很意外，他那样的身体还能结婚。于是我立即前往他家。余易木那是后看上去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人稍微精神了一点，起码衣冠要整齐了不少。他的妻子是无锡人，在青铜峡水电站做广播站的播音员，是余易木小说的崇拜者，因为看了他的小说，便爱上了他，之后，经人撮合，两人结婚了。还生了个孩子，女孩。我看到余易木能那样幸福地生活，我真为他高兴。那次见面，我们是匆匆忙忙，没多说什么。
　　余易木告诉我说，在上海他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所以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青海吧。这话让我听了很难过。
　　再过了很多年，我听青海的朋友说，余易木去世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初恋的回声一
　　下班了，回家路上，福州市第十七中学的语文老师朱芬问年轻姑娘杨芸：“小杨，我问你一件事，你到底有朋友了没有？”
    杨芸微微摇了摇头。
    “年纪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了。”朱芬关怀地说，小杨要是你真的还没有朋友，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
    杨芸的心猛的一跳。
    “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老是找不到恰当的机会，今天总算凑巧。”朱芬看看杨芸接着说：“对方是我爱人大学的一个同事，助教，叫周冰，上海人，跟我同岁，虚岁28，身材跟我爱人相仿。五八届清华大学毕业生。家庭出身是小商。父母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小弟弟，在上海化工学院念书。这个人，我见过好几次，人很老实，不大爱说话，很用功，俄文、英文都挺好。去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刊《理论物理》上发表过一篇论文—”
    “在苏联科学院刊物上？”杨芸诧异的问。
    “就是，我爱人特地找来给我看过，可惜我一点也不懂。听我爱人说，他还有一篇论文快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我爱人对他佩服的不得了，说他是天才，要是在国外早就当教授了。是不是天才我不敢说。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挺聪明、好学。最近我爱人正打算和他合写一篇新的论文，常请他到我家来。”
    “他是学物理的吗？”
    “不，他学的是电机制造专业。过去在青海的一个电机厂工作，调到我爱人那还不到半年。说也奇怪，我爱人跟他一见如故，如今简直象老朋友了。”朱芬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他之所以能调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系主任看中了他那篇论文。”
    杨芸沉吟不语。
    “不过，有一件事，”朱芸斟酌着说，“我对你直说：他五七年犯过错误，去年国庆节才摘帽子。我犹豫的地方也在这里，怕你......”
    “这到没什么，既然已经......”
    “那就好了！—其实，陈毅陈老总不久前还说过，摘了帽子，一视同仁。不过一视同仁归一视同仁，讲清楚，好一些。我亲自问过他五七年的事情。他说，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上对留学生制度讲了几句错话，另外对他想转北大物理系没转成，发了几句牢骚，别的没有什么。我爱人听他们系秘书也这么说。”
    朱芬想了想又说：
    “还有一点，我也直说，他在西北生活了几年看上去苍老一些......你要是同意的话，大后天，星期日，你到我家来玩，你们见见面。”
　　杨芸低着头，默不作声。
    “那就这样，”朱芬按着杨芸的手，亲切的说“讲定了？”

    杨芸是福州本地人，两年前，一九六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回故乡，当了中学的语文教员。
　　当教师是中文系、尤其是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最普通的出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却是一种副产品。据观察，绝大多数中文系学生，都做过当文学家的梦。他们投考中文系，许多人决不是为了当教师，而是为了当文学家......杨芸也不例外。
    从少女时代起，杨芸就喜爱文学，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中学里，她的作文颇为老师所赞赏。也许由于她是女孩子的缘故吧，她特别喜爱女作家的作品。她崇拜两个人：中国的丁玲，外国的夏洛蒂.勃朗特。她立志要成为第二个丁玲或者中国的勃朗特，写出象《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简.爱》一样伟大，甚至......原谅她直率......更伟大的作品来，为中国的女性增光。
    胸怀着这样的宏愿大志，杨芸于一九五六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跨进大学校门的那天，杨芸几乎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甚至已经成为—大作家了。可是，越读，文学家的梦就越显得遥远。各式各样的文艺理论，五花八门的文艺流派，浩如烟海的名著，弄得她茫茫然不知所措。特别使她伤心的是，她懂得越多，笔下就越是滞涩；她越是想出言惊人，结果倒反而弄得连中学时代做作文的那点儿流畅劲儿都不翼而飞了。她尝试过创作，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每次都半途而废—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下去。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她自己都不敢重读一遍，只好一烧了之。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偶像在她的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某种怀疑情绪侵蚀了她的信仰。当她谈到《简·爱》的时候，“不错”渐渐代替了“伟大”；而当她谈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时候，她竟然使用起诸如“马马虎虎”之类的字眼来了。
    奋斗了三年之后，她终于对艺术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有了切身的体会。于是，她笑了笑，挥手告别了梦寐以求的桂冠。
    告别文学家的梦固然不易，但更难的却是告别那迷人的青春的梦。
    杨芸长得不算漂亮，但她结实、健康，身材匀称，而且有着一双不无动人之处的眼睛。事实上这位南国姑娘并不缺乏崇拜者。在大学里，很有几位—其中包括系里的一位助教—煞费了一番苦心，给她塞了几封热烈的情书。杨芸却一概漠然之。她不是嫌人家缺乏文采。其实呢，一句话：她在等待着她理想中的爱情。哎唷，天哪，假如我轻率从事，将来遇见他，那可怎么办呢！—她经常不自觉地这样想。
    什么是杨芸理想中的爱情？—文学作品就是她的蓝本。大凡做过艺术家之梦的人，都不免沾染浪漫主义倾向。客观地说，杨芸梦想的既不是漂亮，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金钱与舒适。她梦想的究竟是什么？她本人也不完全清楚，然而，我们确信，有过类似经历的读者一定心中有数。杨芸愿意献身，而且渴望献身，但这仅仅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那些乱投帖子的芸芸众生！
    可是，不幸，那些碰壁的崇拜者们却不想去理解她的心情。他们一致把她的拒绝看作是妄自尊大与不识抬举—慢慢地，她的门庭冷落了。
　　大学毕业后，她返回故里，一眼就有二个意外的发现：第一，她中学时代的女同学几乎都已结婚成家，有的已是孩子的妈妈，第二，所有的姻婚都经过所谓“介绍”，无一例外。更有甚者，她一回到福州，旋既有人上门说亲，给她“介绍”对象。
    杨芸愤怒了。
    象所有沾染过浪漫主义倾向的人一样，她对“介绍”怀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杨芸想爱情又不是买卖！什么介绍！简直岂有此理！，她愤怒地拒绝了，而且拒绝了不止一次。妈妈见女儿这样直叹气。周围的亲友见她这样，从此退避三舍，不敢问津。
    去年“五一”，她一个高中的女同学经过介绍结婚了。她应邀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寂寞。国庆节，她的妹妹结婚了—当然也是通过“介绍”—她看着喜气洋洋的妹妹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妹妹已经出阁，姐姐还待字阁中，妈妈看着着急，老人家好几次试探女儿的口气，都被杨芸顶了回去。
    今年春节那天，杨芸照照镜子，对自己说：“二十六岁了。”说完，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又是春天了。
    明媚的春风惹人心烦意乱。正在这当儿，同事们跟她开玩笑，起哄要给她介绍对象。当时，杨芸真可谓“啼笑皆非”。她万万没有料到：朱芬果然借此东风出面作合。
    假若事情发生在一年、甚至半年前，杨芸肯定会断然回绝。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她却保持沉默，聪明的朱芬当即意识到：她接受了。

    杨芸自己也莫明其妙，怎么会一反常态，接爱了朱芬的好意。但是不管怎样，她接受了。
    星期五那天，吃中饭的时候，杨芸神态异常。妈妈关切地问长问短，她却只觉得厌烦，而且—怎么说呢—对母亲的唠叨，她似乎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厌烦过。下午上班，见到教研组里的同事，她忽然很不好意思，仿佛人人都已看透了她的心事。晚上她久久不能成眠。
    她暗自承认，朱芬为她物色的对象，从通常所谓的“条件”来说，很合适。当然五七年犯过错误是个缺陷，一个大缺陷。但是陈毅副总理不久前说过“一视同仁”。而且......而且这个人在苏联科学院一九六一年的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呵，《理论物理》！单单杂志的名称就给了她深刻的印象！简直难以置信！......可是最最要紧的是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她特别希望知道，这个可能成为她终身伴侣的人，是怎样一副模样！她捉摸来，捉摸去，越想越糊涂。末了，思路一转，她回忆起少女时代遥远的梦。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不无忧伤地对自己说：
    “我还是象大家一样，走上了“介绍”这条路。”
    出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星期六下午，她溜到省图书馆去翻阅了六一年的《理论物理》。在第八期上她果然发现了那篇长达九页的论文。她俄文不好，读不懂论文内容。再说，那些稀奇古怪的数学符号，她也一窍不通。她小声的拼着作者的姓名，突然想起，就是这个人可能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她感到一阵莫明的激动—呵，天呐，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星期天终于到了。
    早晨，她故意久久地懒在床上不起。起床后，又故意慢条斯理地梳洗。妈妈叫她吃早饭，她推说不饿，不想吃。她自觉或不自觉地穿上了她最喜爱的衣服。刚穿上，又觉得不对劲，想换上班时穿的那一套。刚脱了一半，她对自己说：“算了，不麻烦了。”又重新穿上。穿完，她坐在一旁发愣。妈妈见了，问她：
    “依芸，你今天上哪儿去？”
    “朱老师请我去玩。”杨芸心不在焉地回答。
    妈妈会意地瞥了女儿一眼，没有深究。她只是小心翼翼地劝女儿改穿那件红色的衬衫为好。
    “妈妈！我到朱老师家去玩，穿哪一件都一样！”杨芸不耐烦地喊道。
    尽管昨天朱芬一再叮咛：十点半，无论如何准时到。可是十点三刻，杨芸才出门。
    半路上，杨芸和朱芬几乎撞了个满怀。
    那天，朱芬忙的不亦乐乎，一清早就去市场采购。她丈夫老张则奉命打扫房间。采购回来，朱芬张罗菜肴，老张则奉命帮忙。不帮倒好，越帮越忙。十点，周冰准时到达。夫妻俩又忙着招待。到了十点三刻，杨芸还不见影子，这可急坏了朱芬。她扔下锅铲，嘱咐了老张几句，直奔杨芸家而来。
    “人家可早来了！”朱芬见面就说。“快，快，快去！”
    “芬姐，杨芸犹豫地说，多难为情呀......”
    “你真是！有我在，怕什么！”
    朱芬不容分辨，拉起杨芸就走。
    一进门，老张就起身相迎：“小杨，你可让我们等坏啦！—牛牛，你看谁来了？”
    “杨阿姨！”一个三周岁的小男孩亲热了叫了一声，跑到杨芸跟前。
    “牛牛乖！”
    说着，摸出一块巧克力糖，塞在他手中。
    “牛牛，快谢谢杨阿姨！”朱芬一面说，一面接过孩子。
    杨芸这才发现，屋里还站着一个穿了一套不大合身的崭新中山装，形容消瘦的陌生人。
    老张转身对陌生人说：
    “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爱人的好朋友杨芸同志。”
    陌生人拘谨地伸出了手：
    “周冰。”
    “我们物理系的才子！”老张洋洋得意地说。“等一会儿我让你参观他发表在《理论物理》上的大作。”
    这对周冰似乎十分意外。他显得有点儿惊慌失措。杨芸也觉得有些尴尬。
    “你这个人！还不快请客人坐下！”
    “对，对，先请坐，先请坐。”老张连声应诺。
    趁着沏茶的机会，朱芬在丈夫耳边叮嘱道：
    “别老谈那篇东西，我看周冰怪窘的。”
    老张不以为然，张口要反驳。朱芬瞪了他一眼—这一眼把他反驳的勇气打掉了。
    朱芬一回厨房，可难坏了老张。他本来打算先出那张王牌，再搬出他准备已久的长篇大论，如今夫人的禁令在此，不敢违抗。怎么办呢？只好借助经典式的开场白：“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但是，杨芸却搂着牛牛，一面偷觑着周冰，一面饶有兴味地在等待。那位周冰似乎也在等待，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老张“哈哈”了一通之后，黔驴技穷。他拼命地向周冰递眼色，让他说话。不幸的是，周冰无法理解他的意图。
    “要命，真要命！”老张想。
    无可奈何，只得再“哈、哈”一通。
    杨芸对这一再重复的“哈、哈”，开始有点纳闷。但她是姑娘，她腼腆，她只能一再亲牛牛的小脸。
    “周冰这家伙真成问题！他到反成了观众！从来没见过这号人！”
    老张心里叫屈，脸上在笑。他只好请杨芸吃糖。
    “杨阿姨！你吃糖！”小牛牛从盘子里抓起一块高价糖，使劲往杨芸的嘴里塞。
    “阿姨吃，阿姨吃。”杨芸微笑着说，又亲了亲牛牛胖乎乎的小脸。
    杨芸至少化了十秒种，才剥掉糖纸。
    “小周，你别客气。”老张剥了一块，送到周冰面前。
    周冰慌张地站起来，又坐下了。
    “唉！”老张不由得喟然长叹。
    说实在的，他对自己的高论得不到发挥，深感遗憾。他原本打算在高论的结尾，预先享受一番他和周冰合作的那篇论文有朝一日发表时的乐趣。
    “朱芬这个人真是多管闲事！”他想，讲讲有什么关系！”
    他毅然决然地起身去取那本《理论物理》，走到书架跟前，他胆怯了！
    “天啊，真比当年我跟牛牛的妈妈认识还别扭，他暗自喊道，陡然转了个九十度，几步就冲进了厨房。
    “你还有什么事情？我来干。你去招待，我吃不消了！”
    “真是白活了三十几年，招待客人都不会，算了，算了，开饭吧！”朱芬回答道
    饭后，朱芬宣布已买好西湖剧场两点二十分的电影票—进了剧场，杨芸才知道，朱芬一家的座位跟她和周冰的不在一起。
    散场后，朱芬一家无影无踪。周冰彬彬有礼建议送杨芸回家。杨芸微微点了点头。
    一路上，杨芸目不斜视。周冰走在一旁，中间至少相矩一尺。周冰说话不多。他没有按照常规，调查她的履历。他只是问了问她的工作与爱好。
    周冰一直送到她家附近。分手的时候，周冰说：
    “假若你下星期有空，早上九点我在西湖公园门口等你。”
    “好。”杨芸的声音轻得几乎难以察觉。
    回到房里，杨芸不知为什么，不仅关上了房门，而且别住了弹簧锁上的制动闩。
    她脱掉外衣，掠了掠头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谁知道，也许上楼时太急了一些，她有点心跳。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似乎有点儿发烧。
    “原来他就是周冰！”她对自己说，她还是没有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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